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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间哪座城市如仰光,衰败而高贵
2019-09-24

 

这是Orcaella号在雨季来临前的最后一次航游,8天7晚。从仰光启航,沿伊洛瓦底江北溯,直至蒲甘。

 

乘客基本是来自欧美的夫妇,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以上,很多拥有自己的企业。他们中有两对夫妇来自美国——交谈中,他们把富人分为两类:富人和真正的富人:“少于几百万美元资产的算不上真正的富人。”一对夫妇来自意大利——男人酷似黑手党,总叼着雪茄,妻子比他小20岁左右。一对夫妇来自澳大利亚,在珀斯从事矿产开发。一对情侣来自莫斯科——家族从事天然气出口。一对男同恋人来自柏林——蜜月旅行。挪威人克里斯蒂安娶了一位日本太太——后来我听说,他们住在曼谷,经营一家造船厂,Orcaella号就由该厂建造。此外,还有一个来缅甸寻根的加拿大人。他出生在仰光,父亲是殖民政府的官员——他的背包上挂着加拿大航空的白金会员卡。

 

早在上世纪70年代,游客就想尽办法探寻这片秘境。“孤独星球”的创始人托尼·惠勒在回忆录中写道,他1972年第一次造访缅甸时,连仰光最著名的斯特兰德酒店(Strand Hotel)都已破败不堪,墙上贴着几十年前的寻人启事。

 

2010年,昂山素季恢复自由,缅甸开始打开尘封已久的国门。随着资本的进入,旅游业的面貌最先发生改变,标志之一便是奢华酒店集团的进驻。

 

Orcaella号游轮由经营着东方快车(Oriental Express)的贝尔蒙德(Belmond)集团建造。它的名字源于栖息在伊洛瓦底江的一种江豚。Orcaella号设有25间客舱,均有面向河景的落地窗和小露台。游轮的底层甲板设有医疗室,专业医生随船护航,尽管游轮经理温敏在介绍时和大家开玩笑:“这里没有人想见到你,医生。”

 

某种程度上,Orcaella号就像是这个世界的缩影:甲板上的一小群人掌握着世界的资源和权力,而服务于他们的人如同金字塔的底座。航游结束前,温敏告诉我们,船上有近100名工作人员,很多人面露惊异之色。一个星期以来,我们看到的只有餐厅服务员、客房服务员和私人导游而已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住在最下层的甲板,大部分平时很难看到。那是一支隐形的“军队”,确保游轮上的一切正常运行。

 

一天晚上,我们在江边一座废弃的古堡里用餐,那是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的故地。我发现,所有的照明、布景都是由船上的工作人员提前搭建的。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和亮闪闪的餐具都从游轮上带来。食物正在现场烹制,微风摇曳着烛台,照着冰得正好的葡萄酒……

 

上船的第一晚,甲板上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。男人们穿着Polo衫或亚麻西装,女人们穿着晚礼服。日本太太知香是全场的亮点。她拿着手帕和日本折扇,很多丈夫们的目光被她吸引,而这显然引起了一些太太们的轻微不快。话题从投资到股票,从瑞士名表到波尔多酒庄。几乎每个人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旅行过,他们交流着彼此住过的酒店,谈论着哪里的SPA令人印象深刻。

 

“我们上次去坦桑尼亚旅行,找的是Abercrombie & Kent旅行社。”

 

“我对滑雪不感兴趣,但我推荐瑞士的The Chedi Andermatt酒店,它家的日本餐厅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家。”

 

随着时间的推移,你会发现,在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上,决定共同话题的并非国籍,而是语言和阶层。大部分人很快就打成一片,只有意大利夫妇和俄罗斯情侣因为不善英语,被稍稍隔离在外;德国人则因为性向不同,甘愿自得其乐。

 

我发现,至少有三对夫妇之前就来过缅甸,这次不过是来专程体验游轮。他们欣慰于身在缅甸却不必车马劳顿的特权——这远比在欧洲享受同样的服务更令人兴奋。他们喝着香槟,望着幽暗的河水和丛林,目光中有一丝悲悯。

 

“这里简直美丽得忧伤,不是吗?”

 

缅甸仍是一个电力匮乏的国家。太阳落山后,两岸只有零星的灯火,像沼泽中闪烁的磷火。游轮正穿行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,可我却不时感到,真实的缅甸正沉浸在两岸密不透风的黑暗中。

 

 

2

 

 

我的思绪不断回到初到仰光时的情景。从机场出来,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进城。那是一辆日本淘汰的旧皇冠。在码头附近,我看到殖民时期留下的街区。建筑物上长满苔藓,有些房子看上去已经废弃,可实际上仍有人居住。街边遍布古老的店铺、书店、理发馆、啤酒屋,黝黑的工人搬运着热带水果和鱼露。

 

 

“这便是东方了。空气热得令人眩晕,水面上浮起椰子油和檀木、肉桂和姜黄的气味儿。”当Orcaella号从仰光码头启程时,我想起乔治·奥威尔在《缅甸岁月》中写过的句子。奥威尔在缅甸呆了4年零9个月。在《缅甸岁月》里,他曾写到仰光的“欢乐时光”:在安德逊餐厅用餐,享受着从8000英里外运来的、用冰冻冷藏的牛排和奶油,进行着了不起的豪饮比赛……而更多的时候,他必须“在乏味的日子里与书籍为伴”,因为只有那样,才能“瞥见丛林和泥泞道路以外的世界”。

 

每天下午,Orcaella号上都有一场小型讲座。作家鲍勃是讲者之一。大家坐在凉快的客厅里,喝着红茶,吃着点心,听鲍勃讲述奥威尔在缅甸的日子——这段日子对他一生的写作至关重要。

 

我很快发现,如果你足够有钱,就用不着看书,因为可以找到像鲍勃这样的人把精心挑选、剪裁过的信息讲给你听。讲座关于缅甸的方方面面,话题每天不同。一点儿背景知识,一点儿逸闻趣事,大量照片,最后10分钟自由提问。

 

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“讲座”,因为这远比看书轻松,而且每个人都以提出一两个听上去很聪明的问题为乐事。这是游轮提供的服务之一。它设立的前提是,不用看书是富人的特权。

 

鲍勃今年53岁,穿着红色夏威夷花衬衫,藏青色牛仔裤,搭配棕色皮靴,看上去就像刚从《非洲的青山》里走出来的专为富人提供狩猎服务的白人向导。他是澳大利亚人,定居仰光,正写一本西藏喇嘛转世成澳洲混血儿的小说,并确信“它无法在中国出版”。他在Orcaella号上当讲师已经有一段时间,每个人都认识他,他也消息灵通,知道不少段子。

 

有一天,我和鲍勃一起晚餐。正是他告诉我,日本女人知香的丈夫——那个挪威人,建造了这艘游轮。

 

“你觉不觉得她很迷人?”鲍勃问我,“那天讲座完,我悄悄对她说,是你坚定了我以后找个日本太太的信念。”

 

“你说这话了?”

 

“当然。”

 

“她怎么说?”

 

“她什么都没说,”鲍勃挽起袖子,坏笑起来,露出一对多毛的胳膊。

 

我问鲍勃为什么选择在仰光生活。鲍勃则反问:“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像仰光一样集衰败和高贵于一身?”

 

作为奥威尔、吉普林的信徒,鲍勃在仰光寻找着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。他喜欢那些破败的殖民建筑,那像是一场美丽的梦——“a sense of déjà vu”,梦醒之后一片荒芜。他在仰光颇有名气,这也是Orcaella号找他做“驻船讲师”的原因之一。

 

“为什么不呢?他们在船上给了我一个单独房间,”鲍勃告诉我。

 

游轮上的故事很多,这成了鲍勃和每位客人的谈资。一天傍晚,我听见鲍勃对坐在吧台上的意大利太太说:“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人。他不喜欢走路。只要能够花钱代步,他就选择花钱。你相信吗?从离开家,到坐到这条游轮上,他自己只走了50步!”

 

 

3

 

 

实际上,即便下船,我们也用不着走什么路。Orcaella号早就为外出游览备好了交通工具。每次下船,工作人员都会递上矿泉水和遮阳伞;回到船上,则是鲜榨果汁和冰毛巾。鞋子脱下来,有专人拿去清理擦拭,再放回客房门前。这样的旅行,用不着受一点苦。用温敏的话说:“现代文明的便利,在旅行中必不可少。”

 

一天早上,游轮在一座叫达努彪的小镇停泊。我们在码头下船,坐上人力三轮车,穿行在坑坑洼洼的街市上。达努彪是连旅行指南上都不曾提到的小地方。换句话说,除了我们,游客几乎没有。因此当地人全都驻足观看。

 

“你觉得怎么样?”美国太太扭头喊道。

 

“非常原始,”她穿着百慕大短裤、船鞋的丈夫回答,“像CNN的《非洲声音》!”

 

路边是杂乱的集市,遍布嘈杂的人群,出售当地人的必需品——香料、蔬菜、香蕉、槟郎……女人们头顶着大篮子,孩子们光着脚。在街边闲逛的野狗,三五成群。屋檐上的电线像毛线球一样乱成一团。这是星期二的上午,可很多孩子都在街上,似乎没人上学或者根本没有学校。

 

我们路过一个广告牌,一个穿着时髦的美丽女人正在打手机。那似乎在昭示一个“未来”,一个理想中的“未来”,只是这个“未来”蒙上了一层尘土,显出了一副前途未卜的样子。摩托车已经普及,穿着笼基和拖鞋的男人,叼着土烟,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。田野晒得发白,蒸腾着热浪。

 

达努彪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的普通小镇,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前现代的浪漫可言。尽管佛教为这里确定了一种宁静的调子,长期的闭关锁国又让人们容易以为这里依然充满田园风情。可是实际上,现代性早已无孔不入。作为一个还未开始大规模现代化的国家,缅甸似乎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现代化焦虑。

 

太阳开始变得毒辣,风吹起路上的尘土。来到一家寺院,世界才安静下来。我们脱了鞋,随向导走进寺院。1824年,摩诃班都拉将军在这里抗击英军而死,他的墓地就在这座寺院内。

 

那是缅甸与英国间发生的第一次战争,以缅甸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为结果。60年后的第三次英缅战争中,英军占领了缅甸当时的首都曼德勒,流放了国王,把缅甸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。

 

缅甸向导索(Soe)向我们讲述着这段历史,讲述着班都拉将军如何一度胜利攻入印度阿萨姆邦,令加尔各答当局一片慌乱;如何迎击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的英军,最后在达努彪功亏一篑。索的英语很流利,模仿着美国口音。他讲得绘声绘色,却又尽量不带感情。他深谙这些游客的心理——他们不是来此为历史负责的,更无需承担心灵的负担。所以他很快就把缅甸的这段苦难历史“合理化”了:“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,无论班都拉将军的胜败如何,都无法改变这一大的时局。”

 

“的确如此,”穿着拉夫·劳伦T恤的澳大利亚人说,“这一切都无法避免。”

 

“某种程度上,你会替他们感到悲哀,因为你知道,他们在用落后的东西对抗现代文明,” 美国人皱着眉头说。

 

“Touché,太精辟了!”加拿大人表示赞同,澳大利亚太太也点点头。

这显然让美国人颇受鼓舞。他微笑着。

 

“从这个角度看,当地人的反抗毫无意义。”他看了看大家,“Am I right?”

 

 

4

 

 

Orcaella号每天行驶约120公里,景色的变化只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。驶过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后,河道变窄了。两岸开始出现连绵不绝的山丘,长着旺盛的荆棘和凤尾竹,一派草莽之气。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站在两座茅屋之间,他瞅见我们的游轮,立刻大喊起来,随即更多的孩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,跳着,挥着手。

 

我们经过一些江中小岛。温敏告诉我,当雨季来临时,小岛就会被江水淹没,旱季时又会浮出水面。江水沉淀的营养物质,让这里的土壤变得特别肥沃。尽管每年要被淹没一次,很多缅甸人还是选择在岛上生活。他们的房子是那种简易的茅草屋,里面也没有什么家具。他们就像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,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。这样的生活,造就了“缅甸粮仓”的美名——缅甸90%的蔬菜产自这里。

 

温敏是个英俊而消瘦的缅甸人,有浓密的眉毛和修长的睫毛。来Orcaella号工作前,他一直在一家经营越南湄公河游轮的新加坡公司工作。当时申请护照和签证昂贵而麻烦,为了顺利出国,他不得不一次次贿赂军政府官员。温敏在游轮上工作了十多年,从餐厅的服务生做起,直至成为总经理。听说贝尔蒙德集团开始经营Orcaella号后,他发去了求职申请。

 

“对我来说,伊洛瓦底江是比湄公河更亲切的地方,”温敏说,“我的家乡在仰光,我从小看着这条河长大。”

 

此时,我们正经过阿高山,卑谬北部的一个地方。无数石头凿刻的佛像,坐卧在江边山崖的岩洞里。太阳落在水天交界处,像一只小巧的蝴蝶,江水一片灿烂。一个赤膊男人驾着小舟行在佛像下面,佛陀注视着他。俄罗斯情侣拿出单反相机,拍摄起来。意大利男人倚在甲板的栏杆上抽着雪茄。其他人也陆续来到甲板上,谈论着眼前的景色。服务员送上鸡尾酒。

 

温敏欣喜于缅甸这两年来的变化。情况正在好转,政府也在改变。两年前,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还是不可想象的事,因为到处都有秘密警察。如今我们却可以站在游轮的甲板上自由谈论这些话题。

 

“我总是对我的客人说,我特别感谢你们来缅甸旅行,”温敏说,“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你们会把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告诉缅甸人。”

 

“也许在这件事上,我们并没有太多发言权。我们还上不了Facebook、YouTube和Gmail,而这些在缅甸都可以,”我实事求是地告诉温敏。

 

“但是中国很强大,”温敏想了想说,仿佛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,“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。”在去照顾其他客人前,他冲我眨了眨眼。

 

暮色开始降临,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。不久我们在一个渚清沙白的沙滩停泊。游轮的到来,让几只水鸟拍着翅膀飞走了。四周没有人家,没有村落。三四个游轮雇佣的村民,从远处的村子赶来,晃动着手电,帮助船员选择泊船地点。之后他们又晃动着手电离开,哼着乡村小调。

 

天终于黑了下来,大地一片寂静。江风吹过沙滩,拂过远处沙沙作响的丛林。国家不存在了,民主、自由不存在了。此地只有时间留下的亘古荒芜。

 

 

5

 

 

这里距卑谬不远。8世纪时,卑谬曾是骠国的首都,主宰缅甸近千年,强大到不可一世。如今,曾经的王城位于卑谬城外几公里处的乡间,只剩下一片废墟。第二天,我们在卑谬下船,坐车前往这里。

 

废墟遗址周围有14个村落,住着大约1万人口。1989年,为了缓解居住空间紧张,政府将这些人口从附近的城镇迁徙至此。显然,政府并非有意让人们定居在遗址范围内,但因为疏于管理,农民常常进来放羊,甚至搬砖加盖自家房屋。透过车窗,我看到遗址已与大片耕地连为一片。煌煌日头下,穿着笼基的农民正拉着水牛干活。这样的场景恐怕从骠国时代起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。

 

我们跟着索参观了遗址内的考古博物馆。因为缺乏资金,考古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,这从博物馆陈列品的数量上就可见一斑。不过从那些已出土的佛教雕像和日常器皿中,还是可以看出古代骠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佛教国家。

 

“我们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,”考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。如今博物馆空空荡荡,每月来这里的游客不足1000人,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的定制旅行团。

 

“如果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,我们将有资金进行遗址的考古和保护。”工作人员说,“卑谬处在仰光和蒲甘中间,如果游客在去蒲甘的途中,愿意在卑谬逗留一夜,无疑会大大带动这里的旅游业。酒店、交通等配套设施也会得到改善。”

 

然而,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,首先意味着生活在遗址附近的农民必须迁走。家在蒲甘的索说,这样的事情曾经在蒲甘发生过一次。20多年前,同样是为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,军政府在老蒲甘以南5公里处划出一片空地,命令老蒲甘的居民一个月内搬到这里。这块被命名为“新蒲甘”的地区,当时没有任何基础设施,人们必须重建居所。吃水也变得相当困难。人们得走上几公里路,才能回到伊洛瓦底江边。索说,他的童年就是在长长的挑水路上度过的。

 

“政府给了你们多少补偿?”一个美国人问。

 

“一分没有。”

 

“政府就直接把你们赶走了?”

 

“是的,先生。”

 

“疯狂的独裁者!”美国人愤怒地嘟囔着,像是要打上一架。

 

“但是蒲甘最终也没能评上世界文化遗产,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缅甸政府龃龉严重,”索说。

 

我们走出考古博物馆,在静谧的湖边喝着工作人员带来的冰镇饮料。湖边有当地人的茅草房,屋顶铺着晒干的棕榈叶,墙上挂着昂山素季的挂历。那挂历和美女挂历具有同样的风格。昂山素季的脸上甚至被PS出一层淡淡的红晕。

 

在索的帮助下,我和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聊起天来。她告诉我,她对这里的生活很满足,“孙子们都长大了,而且我们能从土地上得到足够的食物。”

 

“如果这里得到开发,你会更富有。”喝着零度可乐的意大利太太在一旁插话。

 

“我不想发财,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。”

 

“好吧……”意大利太太耸耸肩走开了。

 

老婆婆抽着一支芭蕉叶卷成的大号土烟,用半个晒干的椰子壳当烟灰缸。她的身体看上去依然硬朗,头发用篦子梳过,显得十分齐整。屋内昏暗,可她整个人有一种带着光晕的尊严。

 

我问她关于搬迁的传闻。她说,已经听说了,不过NLD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必搬走。她希望这是真的。

 

NLD是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。

 

“如果有一天佛陀要我们要离开,”她说,“我希望那一天晚点到来。”

 

 

6

 

 

游轮上的日子,很容易让人失去时间感。河流不舍昼夜地流淌,像带着某种巨大而不屈的使命。进入缅甸中部,河流两岸变成了半干旱的荒原景象。尽管这是缅甸,但是在干季的末尾,到处仍然是一片土褐色。日复一日,景色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,一种热带的荒凉在眼前漫延。空气很热,甲板在白天可以把你的鞋底烤软。两岸的山包,尽是森林被砍伐的痕迹,几十年前,这里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,如今大地已经成为荒漠。

 

每天傍晚,客房服务员会把第二天的行程单放到床上,夹在一本小册子里,这样下船后便可集齐一本,作为纪念。我发现,行程单上除了时间安排,还会在结尾处引述一段名言。

 

比如第5天的行程单上,是达米卡法师《善问善答》中的一句话:“被恐惧所慑,人们前往圣山、圣林、圣地。”因为缺乏语境,看起来像是某种嘲讽,因为我们一路上都在参观圣地。

 

有一天是爱因斯坦的话:“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。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,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。这种宗教,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,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,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——无论是精神,还是自然的——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。佛教符合这种特征。”

 

一天,正当我对窗外的风景感到倦怠之时,行程单上适时出现了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一句话:“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,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。”于是我戴上墨镜,继续凝望窗外。

 

晚餐后的生活相对丰富。除了电影和冰激凌,还会请来驻地附近的艺人上船表演。其中有占星师、魔术师、舞狮队、木偶艺人、大象舞者、缅甸二人转演员。

魔术师叫阿拉丁,有缅甸“大卫·科波菲尔”之称。那晚,鲍勃也来了。

 

“你之前没看过吗?”我问鲍勃。

 

“看过很多次了,”鲍勃懒洋洋地回答,“因为表演得太差劲,反而让观看变成了一种乐趣。”

 

我想,鲍勃无疑拥有了普鲁斯特的“新的眼光”。

 

那晚,阿拉丁表演了大变活人、飞刀、砍头、扑克牌等魔术。他是个瘦高如竹竿的男子,频频从大一号的西装中掏出道具。演出结束后,我问阿拉丁师从何人。他说,从他爷爷的父亲那辈起,就以表演魔术为生了。他还带了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,是他的女儿,也是他表演飞刀和砍头的搭档。

 

我问阿拉丁生意如何。

 

“过得去,”他说。

 

每逢周围的村子建了新庙,或者有婚丧嫁娶,阿拉丁就会被请去表演。那样的场合,如同节日,往往全村出动,直演到深夜。整个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都保持着这样的传统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泰北的金三角过夜,整夜听到湄公河对岸的老挝村庄歌舞不休——为了庆祝一座佛像的落成。那晚,我一夜无眠,只觉得整条河水都在沸腾。

 

大河两岸,生活和传统绵延不绝,这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多少有了点慰藉。比如,在这里,身体依然是展示美的主要场所。我常看到穿着笼基的缅甸女人在江边洗澡,即便我站在甲板上,她们也毫不在意。她们走到河中,把旧笼基展开,脱下,换上新笼基,然后撩着水,清洗身体,再洗涤脱下的衣服。一连串的动作优雅而娴熟,是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的仪式。等她们从河里走出来,长头发还滴着水,浸湿的笼基裹在苗条的身体上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这条河依然保留了很多东西,很多美感,它们如同沉淀在河床上的泥土,滋润着生活。

 

 

在河水不能抵达的地区,牛车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一天傍晚,我们就乘着牛车前往一处能够俯瞰伊洛瓦底江的要塞。我们下船,两人一部牛车,一路颠簸,大串烟尘,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大军。

 

最初,太太们还想着以手掩鼻,但很快自暴自弃。只有知香太太仍然坚持优雅,拿着一块小手帕,不时擦着鬓角,好像江户时代的女眷。我们经过一个村落,破旧的吊脚茅屋一座连一座。人们正在生火做饭,炊烟缭绕中传来猪圈里的哼哼声和犬吠声。牛车拥有巨大的木头车轮,走起来哐当作响,声音极大。羊群吃怕,纷纷躲向山坡,烟尘便更大了。

 

我忽然想到,毛姆当年在缅甸旅行时,坐的不就是这样的牛车?那时很多地方还不通路,牛车每天只能走10几里路,艰苦程度可想而知,而毛姆居然还能在这样的牛车上阅读莎士比亚。钦佩之余,我只能一次次把自己颠开的屁股挪回坐垫上。

 

牛车走了好久,到达山顶要塞时,夕阳已经染红江面。眼前如一幅古代山水,让人沉醉。岸边的土地因干旱而龟裂,驮水的牛车正沿土路驶回炊烟袅袅的村子。对岸是一座佛塔,温柔地散发着金色,仿佛河流的守护神。

 

江面宽阔而平静,只有一个渔民撑着长长的竹竿,正把小船泊回江边。妻子站在岸上守望着,几个孩子大声说笑,忽又像猴子一样,一个个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进水里。

 

这时,风突然裹挟着那年的第一批雨点来了。一切都毫无征兆。是太阳雨。江面一片涟漪,仿佛有无数条小鱼从水中跃出,欢快地跳动。工作人员送上雨伞,我们站在雨中,俯瞰远方。江水转了个弯,像男性弯起的臂膀,充满力量感。水天交界处,已经沉浸在一片白色的光中。

 

“雨很快会停的,真正的雨季还没有到来,”温敏站在雨中说,“从这里逆流而上,只要半天时间,就是蒲甘了。”

 

 

7

 

 

第二天午餐后,Orcaella号停泊在老蒲甘的码头。如今,蒲甘和曼德勒之间的渡轮仍然十分发达,但这里不是曼德勒的船只普遍停靠的地方。越过空寂的河道,可以望见对岸的滩涂和远方的群山。临河有一座豪华宅邸,占据整座山头,显然大有来头。索告诉我,这是军政府送给昂山将军的长子、昂山素季的长兄昂山吴的别墅。

 

昂山家有兄妹三人,二哥8岁时溺水而亡,昂山吴与昂山素季则一直不和。据说,部分民主运动人士曾力邀昂山吴加入政治运动,但他对政治没有兴趣。1973年,昂山吴移居美国加州圣迭戈,成为美国公民。此后一直与昂山素季断绝来往。

 

在仰光时,我曾去过茵雅湖畔昂山素季被软禁过的别墅。如今,那里已不再是政治禁区,也无人谈此色变。只要和出租车司机说一声“夫人的房子”,司机就知道是哪里。我去时大门紧闭,透过门缝,看到守门人正在打盹。我问昂山素季是不是曾经住在这里。也许见了太多像我这样毫不相干的人,守门人只是抬起眼皮,爱搭不理地“哼”了一声,便继续合上眼皮睡去了。

 

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15年,而昂山吴回国时却从未看望过软禁中的妹妹。索说,他们兄妹的政治观点不合,哥哥显然与军政府的关系更好。2000年,昂山吴向仰光法院申请继承茵雅湖畔的房产,兄妹由此展开长达十多年的诉讼。最终,法庭裁定房产的一半产权属于昂山吴。昂山素季已经提起了上诉。

 

我问索,缅甸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。

 

“大部分人当然支持昂山素季,她从英国回来照顾病重的母亲,直到她去世,之后又被软禁,她付出了太多东西。”索说,“不过如果你问我母亲那代虔诚信佛的人,他们会觉得,一家人为了财产闹到公堂,总归是不好的。”

 

佛教深深影响着缅甸,而这与蒲甘王朝长期力推佛教不无关系。1044年,阿奴律陀王定都蒲甘,从此开始了延续260多年的造塔运动。建造佛塔,是小乘佛教的一种传统,被认为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善果。据考证,蒲甘平原上曾经屹立着四千多座佛塔。蒲甘有句俗语:“手指之处,皆为佛塔。”

 

 

1996年,军政府从当地老百姓手中筹集了一百万美元,用于修缮蒲甘的佛塔。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和它贫穷的人民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,但是笃信佛教的缅甸人仍然倾其所有。除了捐钱,缅甸人还会把很大一部分收入购买金箔。在缅甸的很多佛塔上,都能看到人们贴上去的金箔片。

 

索常为这事和母亲发生争执。在他看来,缅甸还没有富裕到用这么多钱来礼佛的程度。

 

“如果把这笔钱用来改善教育不是更好吗?”索说,“佛陀,如果他是真的佛陀,难道会因此不满?”

 

“但我每次这么说,母亲总是捂住我的嘴,说我将来迟早会下地狱。”索笑起来,“这是两代人的文化差异,但我相信,我们这一代的想法会越来越成为缅甸的主流。”

 

我点点头,索说得没错。任何时代,年轻人总是最先觉醒的一群。

 

某天早餐时,鲍勃谈起他在当地英文报纸《缅甸新光报》上看到的一则特写,介绍仰光刚出现的朋克一族。他们穿着钉子靴,染着火红色的莫西干头,在废弃的仓库里弹吉他,唱柯特·科本,呼唤现世的民主自由,而非佛教倡导的来世幸福。他们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“Rebel Riot”,意为“反叛暴动”,他们发誓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。

 

鲍勃对我说:“他们贴金箔的父母一定快要急疯了。”

 

作为旅行者和游荡者,鲍勃些许遗憾于那个美好的旧世界可能就要消失了。毕竟,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,心心念念的是佛的国度,神的舞台,为的是看一看幽暗的丛林、古代的佛塔,闻一闻破败的味道,在老殖民地的酒吧里喝一杯金汤力,然后片刻沉醉在遥远时代的安详里。几年前,鲍勃曾在云南丽江开过酒吧。在目睹了丽江的现代化后,只身逃到缅甸。

 

“缅甸如果照这样下去,我还能去哪儿?巴布亚新几内亚?”鲍勃沉吟着,“当然,你可以说,我这么想太自私了。”

 

蒲甘的佛塔散落在公路两边的平原上。公路是柏油的,通向佛塔的路是沙子的。很多佛塔掩藏在树林和荆棘中。

 

 

那天下午,我们参观了阿南达塔、苏拉玛尼塔,最后爬上高耸的瑞山陀塔,等待日落降临蒲甘平原。我们坐在塔顶上,风拂过我们的面颊。即便早已看过无数照片,我还是感到内心震动。到处是佛塔,到处是对神的称颂,像蘑菇一样,从丛林中冒出。眼前几乎完全是古代的样子。云块在天空迅疾流窜,掸邦高原在远方泛着白光。一只乌鸦突然落到塔顶,大声叫着。

 

它似乎在说,它比我更有权利赞美这一切。

 

 

 

 

最后一晚,Orcaella号上举办了告别酒会,大家握着酒杯,互相寒暄着。鲍勃已经离开,他要去越南北部的山里隐居两个月,完成那本西藏喇嘛转世的小说。知香太太在丈夫的名片上留下了自己的邮箱,让我下次来曼谷一定要找她。俄国情侣依旧不大理人,德国伙伴悄悄下了船。澳大利亚夫妇要飞去香港,完成一笔并购交易,我祝他们好运。真正结下友谊的是加拿大人和两对美国夫妇,他们已经约好回国后一起钓鱼了。

 

索告诉我,他要去瑞士旅行。4年前,刚做导游的索结识了一对富裕的瑞士老夫妇,他们很喜欢索,每年夏天都会邀请索去瑞士小住。在他们的资助下,索还游览了法国、意大利和德国。索拿出三星手机,翻出他在巴黎凯旋门前的照片给我看。他当然没穿笼基,而是穿着Polo衫和牛仔裤,看上去和任何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无异。

 

我问索最想去哪儿。

 

“美国,纽约。想去看看曼哈顿,看看自由女神像,”索操着美式英语说。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,“我知道你一定会说,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缅甸人。”